镜湖的鱼

凡有水的地方，就爱出名仕。王右军仗着一汪墨池留名千古，而秋瑾女士偏偏就是“鉴湖女侠”。凡有大学名校的地方，也一定少不了好的水，清华的相思湖，北大的未名湖，都很有名。交大也一样，取名镜湖，倒十分真切，波平如镜，映苍穹而怀四方。老子曰“上善若水”，微澜不惊又该是何等境界呵。

水里总该是有鱼的。曹雪芹说女人都是水变的。鱼儿又何尝不是由水化生？它们的温柔和圆滑，正是女人的心。

来交大已近两载，仍旧才疏学浅。三尺微命，静不能测字，动不能济世，仰不解天象大势，俯不过看得湖边一方泥土。我不知道镜湖里究竟有无粥粥的群鱼，但鱼，至少是有的。每天总有几个人执杆湖畔，施以垂纶。我曾就“镜湖的鱼多吗”请教过一钓者，他只是微笑，并不作答。我便不忍再惊扰他垂纶的雅兴，自己留神观察，发现他并无所获，而且几乎所有的钓者都无收成。记得小时候看《封神榜》，印象最深的就是吕尚用直钩垂于河畔，所钓非鱼，却一钩子拉到了“愿者”姬先生，遂成就文王大业。我只是凡人，而姜子牙早已是人神，我只好为他的潇洒而折服，徒有羡慕的份儿。镜湖的鱼，不贪恋人们的诱饵，莫非只有太公神奇的鱼线才能使他们上钩?

偌大的镜湖，两岸垂柳依依，大厦倒映，湖心一小桥。我曾与一外国友人在此有约，其间境致颇佳，记忆犹深。恰逢月圆时节，又值春花烂漫。入夜，去镜湖开阔的碧水畔赏月，一定是很惬意的事。我不由得想到杨廷秀的名词：“月未到诚斋，先到万花山谷，不是诚斋无月，隔一庭修竹。如今才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光奇绝，看十五十六”。这首词用来形容春天的镜湖，却别有一番趣味。

如此的水，如此的学校，如此的镜湖，怎能不生出有灵性的鱼呢镜湖的鱼，都是灵物，廖廖几尾，但凭你狂抛诱饵也不会上钩；默默潜于水里，怀着一份你我都不曾享有的逍遥。

最近时间，学校往镜湖里投放了大量观赏鱼，一时间，碧水之间，红鳞泛泛。这些鱼不是镜湖孕生的，没了灵性，一捞就是一大片。

始恨少读诸葛书

呜呼！竟去千年矣！

夫道法天地芸芸众生，寰宇幻化，世间万物皆可朽，唯公之德行独存。

先生极目，乃道法之不达，得天地之不言，洞万物之不然，观众生之不测也。时世皆弄人之造化，慕公者众知公者微。今日始读先生书，如仰天之高瞻，如化雨之春气，欣欣然而开卷，濯濯然可释手。工部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甚矣，诸葛之书，孔德大慧，妙不可言！

诸葛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观今之人，熙来攘往。或赫赫而失本，或惴惴而竟日；焉知至智若愚、至勇若拙、至动静伏、至善求己？夫君子，百年树也，德智泽民，留诸千古。海纳百川似静，故上善若水也。失修身养德二心也，断不可成学，虽饱读经纶特异于畎亩之人耳？

诸葛曰：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此言甚是。然则莘莘吾辈何以多非难于默默者耶？夫默默之为，若细水之长流也；陶侃运甓，逞一时之功，非可以恒也。学海无涯，岂“勤奋”二字独渡哉？静学之心，成学之本也。

诸葛曰：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老子曰：大道甚夷。

希文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嘻！君子共也。

负罪的灵魂

1

我是
一个罪人
放逐在
原野的荒城
我疯狂的满足好奇
妄图窃取神的秘密

人们愤怒的唾骂：
在黎明时绞死他
他的罪过
要用鲜血来清洗!
连孩子都期盼
踹一脚他肮脏的尸体

绞死我吧——
让劳累生命得到休息
这尸身腐烂在地里
整个坟墓都会变成，
罪人的领地！

2

它是
坟地的野菊
开放在
滴血的土地
那殷红滚烫的汁液
润育出生命的奇迹

拖尸体的人嘲笑你：
多么丑陋的花朵，
甚至不能
在世上找出
证明你存在的痕迹！

可是我知道
他若敢把你践踏
地下的魂灵也会破土而出
愤怒而低沉的涛声
是死人都在的抗议！

3

神！
你这
宇宙的灵魂
请用你的锁链
锁住我心灵的城门
你那深陷的眼眶，
藏着是鹰的寒光
突兀的峭壁
遮不住刀刃的锋芒

神！
你这
宇宙的精神
你放出你的毒蛇
它蚕食着我的肉身
它那锐利的毒牙
还残留骨头的渣粉
黑色的蜜涎
麻醉了我的灵魂

4

我们
这些罪人
囚禁在
心灵的孤城
张开眼睛看吧
主宰一切的神！

就算
金刚的巨轮
碾碎所有
负罪的血肉
太阳的影子里
还游荡着
无数悲苦的怨魂！

我的上帝！

我的主上帝，宇宙之王！你在为何人哭泣？

请睁开高贵的眼，把我的心捧起！

我为了真理来，我去向那正义

这尘世之间，却本无所谓真理与正义！

艺术是上帝的眼睛，艺术家却需要触及自己的灵魂

这是您的心吗？我的上帝！

请让我离开这灵魂，我的肉体将会放纵自己！

这是您的旨意吗？我的上帝！

错误多么美丽，永恒多么残酷

我宁愿选择肉体，但是它，必须沉醉您的规范里

我宁愿选择思考 就请别吝啬赐予我您残酷的法律

我的肉，我的灵，我的思考，我的上帝！

《英雄》之观

张导演艺谋，大师。他的作品，惟美而富有表现力。不过《英雄》一部，多遭笔伐。

记得当时我花掉几十大元去观此影片，欣欣而往，其间竟如有毛虫在喉几欲离坐，只因不忍对不起孔方兄，而有负了机会成本。

张导演在艺术手段上可臻完美，唯其《英雄》一剧通篇贯穿的理念让人心寒。想必不用赘述，很多人听到了剧中反复出现的“天下”二字。不必说用它来结尾点题的手法有多么的生硬，也不必说它体现了怎么样的理念先行，仅仅是“天下”这两个字，就多么深刻！

是啊！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小丑圣贤败类谁不是打着天下的算盘的呢？老子曾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是排在最后的。这大概是国民的共识罢。中国的运动历来都是排山倒海席卷天下，或为了某种道义的大同，为了一个统合的世界，有多少无名的枯骨被历史的巨轮碾做滚滚烟尘！

我很奇怪，“天下”真正思想影响到了中国政治就是从诸子百家开始，而正是它葬送了它的传教士们。一秦统六合，可谓中国历史之悲剧，中国思想界从“文艺复兴”时期再次走回了“中世纪”，而它的影响至今还可用“天下大势，浩浩汤汤”来讲。

什么是天下？其实就是人们居住的地方，就是人民。“天下为大”的思想，形象一点就是多数人玩的游戏，少数服从多数，或者是服从于被授予行使多数人权利的代言人（可以是偶像，也可以是人类）。不过在历史的场长河中，服从与被服从不可避免地剥夺着少数的尊严、权利乃至生命！

在西方，这种思想自古以来也是非常有力。杀掉嵇康与烧死苏格拉底，好象都是社会的“公意”只不过西方人把它称做“民主”而已。在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曾经就什么制度才能为人民造福发生了分歧，民主集权在狂热的法国人民中得到了拥护；丹东的少数派被人民除掉了——虽然罗伯斯庇尔不愿意这么做。丹东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功臣、公安委员会主席，斩过不少贵族人头，可算是老一辈革命家。谁也没有想到（除了丹东自己），革命家被自己发起的革命送上断头台。更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天，罗伯斯庇尔在大街上撞见一群市民，他们觉得革命中“流的几滴血没有把人民的脸蛋染红”，吵吵嚷嚷为了建立新道德社会要继续革命，继续杀人。罗伯斯庇尔劝阻他们，要他们遵守法律。　
　
“法律是什么？”市民们问。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说。　　

“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ergo（所以）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市民回答说。

最后，和柏拉图一样，罗伯斯庇尔也是死在了自己的法律之下，同样是人民的投票。丹东想要维护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这才是他与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分歧的关键。一百多年后，柏林（I．Berlin）把丹东的道德观明确表达为消极自由，即不受他人强制的行为和思想偏好的自由，而不是以某种道义为由去做什么的自由。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对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关键在于，自由的载体性基础是形式化的人民公意，还是个体的实质性偏好。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都崇尚民主，但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也完全不同。罗伯斯庇尔主张民主的自由，丹东主张自由的民主。人民公意的自由的前提是民主，市民（人民）要从肉体上消灭贵族或妓女玛丽昂或判丹东的罪，是民主的自由。自由的民主的前提是（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这样，民主就不会结集为统一的公意。丹东的门徒们声称：

一个人明智也好，愚痴也好，有教养也好，没有教养也好，善也好，恶也好，这都不干国家的事。……每个人都应该能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享受生活，但是他既不许靠着损害别人以求得自己的享受，也不许让别人妨碍自己的享受。为什么尤其提到国家？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美好的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是这制度的关键。所谓现代性事件，就是重建国家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国家制度的正当性是什么？卢梭的门徒罗伯斯庇尔是以人民公意和道德一致为国家制度的正当性，如此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它有民主的自由。丹东的门徒则以为，应以承认个体的感性偏好及其差异为国家制度的正当性，如此国体就是自由的个体民主的国体。丹东的同伙说：　　

政权形式应该像一件透明的衣裳，熨贴可体地穿在人民身上。血管的一起一落，肌肉的一张一弛，筋脉的起伏涌缩都应该从衣服上显现出来。肢体可以是美的，也可以是丑的，它有权利保持自己的原样；我们都无权利任凭自己的好恶给它剪裁一件袍子。——我们要的是赤裸身体的天神，是酒神巴克斯，是奥林匹克的游戏和歌唱优美曲调的嘴唇。啊，那使人销骨溶肌的罪恶的爱情啊！——罗马人如果愿意蹲在墙角煮罗卜吃，这是他们的事，我们不想干涉，……我们共和国的掌门人应该是快乐欢畅的伊壁鸠鲁和臀部丰满的维纳斯，而不是道貌岸然的马拉和沙里叶。

毕希纳（Georg Buchner）把丹东派归为自由主义的前身，而民主派归为马克思和尼采的先兆也就如此。

不管历史上的法兰西还是今天的美利坚，或许还有中国的民运者和共产主义者们，他们本质上又有谁真正尊重过每个个体(Individual Identity)呢?；中国青年文革，美国青年反战，法国青年闹学潮，他们有理想有激情,他们都追求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可是有多少受苦的人正在被忽略!

每个人对于他自己来说都应该是神圣的，事实上人们独立的时候远大于合作的时候。如果“天下”剥夺着人的独立，此天下不要也罢。民主，要靠制度的公平来获取公众的支持，然而制度公平的标准本身就因为人的独立而不可能实现。除了强制力，除了维护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优越感别无他选。民主的美国军队与集权的共产党军本来就没什么区别——除了战斗力的差异而以。

为什么不要民主而要选择自由？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自由的终极解便是“别人始终不能知道你所思想”。人是不同的！有的人强大，有的人弱小，有的人高尚，有的人卑微，谁都有权利生存。人是有第二信号系统的，是有智慧的，最愚笨的人也胜过最聪明的动物：按照现代对语言(第二信号)的定义，它是由表达外部和内部世界的任意符号所组成的通讯信码系统。在严格的意义上讲，语言(第二信号)是人类独有的通讯信码体系。第二信号与第二信号系统结合，产生了一种人类独有的通信体系──人类文化。到今天，它已经成为人类生存智慧、社会结构的保存和传播工具了。

第二信号系统的发达强化了追求精神的本性。《圣经》中讲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触犯上帝的戒律，被逐出伊甸园，贬到地上，成为人类的祖先。这个传说似乎暗示人类本身就产生于对智慧的追求，人的文化本性十分深刻，十分悠远。实际上不管是否会给个人带来实际的利益，总有那么一些人，对于探索未知、理解世界与创造发明抱着难以遏制和永不满足的激情，我只能说，他们真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是使人类成为人类的人。梅菲斯托与天帝打赌，要让浮士德的灵魂感到满足，他用美女、力量、权力和地位作诱饵，最终还是失败了。文化本性驱使浮士德努力追求最高的存在，在他的灵魂深处激荡起不能平息的冲动，尘世的痛苦与享乐都不能淡漠追求知识的激情。可见这一本性与物质性同样重要。 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世界人权公约》，提出了人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声明中写道:

“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其改变宗教或信仰之自由，及其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私自以教义、躬行、礼拜及戒律表示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保持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受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

“人人皆有受教育之权。教育应属免费，至少初级及基本教育应然。初级教育应属强迫性质。技术与职业教育应广为设立。高等教育应予人人平等机会，以成绩为准。”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之文化生活，欣赏艺术，并且共同襄享科学进步及其利益。”

“人人对其本人之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所获得之精神与物质利益，有享受保护之权。”

这表示各国已经承诺文化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加以保护了。什么是自由?人只能是被自己毁灭的，没有谁有权力决定；同时谁也没有能力造福于其他人，他可以提供帮助，但是不能建立一个完美的制度。自由只能是追求，同样没有可能建立所谓的“自由社会”。

在这个世界上，我想，人类真正的纯粹的东西还是人性和兽性。弗洛伊德关注兽性，他的学生罗杰思和阿德勒关注人的自省力和自卑心。然而，谁都没有一个完美的、普适的解决方案。“天下”只能是一句空话，仅仅两个字，花掉了人类多少稀缺的资源，浪费了多少机会成本啊!

民族主义两类人

本文讲的是民族主义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随着民族国家认同诞生起来的。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那个时候还没有近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模式，甚至完善的封建制度也没有确立。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却已经意识到了，一个国家（即君主）的成功需要“多助”，具体方法就是“得道”。得的是“王道”，甚至是“霸道”，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取舍有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得人心。《孙子兵法》说“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这个时候，诸侯国其实就是一个华夏民族，没有什么民族主义，但是国家主义是存在的。秦国坑杀赵军不是因为大家民族不同而是因为君主利益的冲突。

历史到了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了。一群说同样话，吃同样饭，写同样字的人最终纷纷被国界圈定起来，这个时候不同国家的矛盾也几乎就是不同民族的矛盾。远的有十字军战争、英法百年战争，近的有两次大战，现在还有“文明的冲突”。克劳塞维茨讲，再文明而理性的冲突也会带来强烈的感情。民族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从人民的朴素感情中产生了。我们不难看出，民族主义是国家利益的产物。在保卫国家的意义上，民族主义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地方。
但是对于极端民族主义，那么可以说消极是主要的，积极是很小的。近的在抗日战争时期，适度的民族主义可以凝聚国家人民的意志，抵御外族入侵，中国人民就是例子，他们保卫国家也善待日本俘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间就指出，日本人民的进步力量将是中国人民胜利的一个可以利用的因素，我们打击的是侵略而不是日本人民，要通过打击来唤醒日本人民。他之所以认为抗战会成功，这就是其三大理由（条件）之一。极端的民族主义会把自己国家人民带向深渊，例如德国日本曾经经历的。

我这里想说的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第一是大汉族主义。这些人戴有色眼镜。他们看到了目前汉族人民的大发展，但是个仅仅承认汉族人民在国家的未来中的伟大作用。而对于其他民族（即使是属于中华民族），他们看到的更多是丑恶的地方。对内他们否认少数民族的作用，批拼其他同胞的生活方式，叫嚣民族净化。第二是，中国称霸思想。这些人整天说要复仇，要民族战争……总之对外，他们以历史和现实的理由攻击其他国家，提倡“复仇战争”“国家地位转折的战争”。这一类人由于现在我们国力还不够，人们还不大相信，但是潜在危害也是很大的很大的。
这两类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自信，缺乏安全感。他们总是认为人家不会放过自己的，总是认为要把其他的民族消灭以后才安全。他们就像一群惊慌的兔子，总是梦想周围的敌害都灭亡。他们不承认从客观上来看，历史上一切民族灭绝的努力都会因为遭到国内外正义力量的拼死抵抗而最终失败。他们不敢相信，中国靠着自己的努力最终可以赢得全世界的尊重；他们既不愿意去努力，也不愿意相信中国人民可以凭借自身的热爱正义，热爱和平，勇于进取去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力量。这些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多数在对待民族问题上面是很不严肃的，他们也有人读书而且读不少历史，但是不学看问题的方法。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问题，我们够可以给与不同的解释，只不过有的解释是唯物而客观的，有的解释是主观的。于是他们可以把“封建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失败”说成“少数民族统治中华带来了倒退”；也有人不看书也不动脑筋，他们不亲自深入民族地区，不去了解人家的感情和思考方式，以偏概全甚至道听途说就把一小撮坏分子当成所有人，结论是“少数民族正在并且将会犯罪”。

这两类人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有两条，第一认识不到只有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认识不到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不相信本国和别国人民的觉悟。第二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向后转”加教条主义，机械主义---老是寻找故纸堆，总把眼前的问题看作永远的问题，把一个过程的每个状态分离的对待。他们把过去的问题当作今天的问题甚至将来的问题。用这两个方法来分析问题，任何人都会跟他们一样。

民族之所以有区别，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差异。民族存在的理由，读书人爱从自然法，历史正义上面找原因。我不怎么读书，我的脑子里面不同民族存在的理由很简单：世界不能只有一个颜色。各民族在地理，文化，资源，人口，肤色，政治理念，军事能力，经济实力上面都是不一样的。差异本身不会带来冲突，关键在于主导国家的政治机构，主流民意，媒体力量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问题。用积极的眼光看问题，就会是互补的，用消极眼光看问题就是对立的。日本人在19世纪确定大陆政策，这就是在搞对立，南非的民族和解运动，这就是在搞团结。我们要搞团结，不要搞对抗。我们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人，更需要争取到一切可能的帮助。我这里说的团结绝对不是“巴结”，而是争取对自己进步发展有利的积极因素，并且通过自己的影响去使别民族的人民认识到正确的道路，最终达到共同发展。这种团结，是建立在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中心上的团结，是建立在相信人民力量基础上的团结，所以它不排斥打击侵略，但是它不是侵略性的，如果需要战争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要求要通过使对方人民的意识进步改造别国背离世界人民的政治军事经济体制。

我们都是青年人，中国的今天和明天需要我们一起去扛起来。这么重大的责任就要求我们要尽量少的犯错误。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如此明显，但的确被很多人接受，这就说明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有正确的认识问题的方法。

从血族复仇到公正陷阱

在考察社会生活的动物种群的时候，生物学家发现种群总是尽量地让各种资源在同一等级的成员里得到平均分布。这对维持种群的稳定大有裨益。“天生物，人最灵”，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还极大地延续着动物方式的时候，可能为了维持群体不分裂的缘故（此时的人类在自然界中还处于食物的地位），原始共产主义的形式得以延续。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人类的反抗精神也在此时的斗争和生存竞争之中尤为明显。在对一些原始社会的考古活动中人们发现，许多地方都有被砍下的人的头骨，甚至有人吃人的证据。所以，原始的公平社会并非伊甸园，而且形象一点就是吃人的地狱。故而我要在此猜测，在一个事实上追求公正的的环境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为了剖析原始社会的血族复仇，我们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残忍野蛮的信仰。血族复仇的定义是对某个族群成员的进犯将被视作对全体成员的进犯，从而招致复仇。这里，我对比两个主要因素：食物（生产力的代表）和文化的进程（从保证族群完整的手段中衍生出来的共识）。若仅仅因为食物的亏乏导致人吃人的话，那么在当今一些难以为生的地区，如非洲某些地方甚至中国的贫困山区将大量出现这一幕惨景。但事实是否定的。此外在某些富裕的阿拉伯国家，依然保留着血族复仇的传统。我们很难把这些都和生产力的进程协调起来，但是文化的作用十分明显。我们姑且用一个关于文化最平庸、最笼统的定义：文化是人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包括宗教传统，组织心理学，甚至哲学等等。而影响血族复仇的，正是文化中对公正的追求，即这是一种朴素的社会契约观点。人们对种群贡献自己的权利形成那个公权利体，在血族复仇中，由于每个人都成为公权利的组成部分而又由于无法界定，这会导致每个人的权力都受了侵害。于是对公正的追求便产生了残酷的后果。

同时公正本身就意味着压制与更大的潜在反抗力。这其实很简单。人们都有一种天生的渴望，总要问“我是谁”、“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那么，人们在感到需要公正的时候，必然会思考“什么是公正”。为了可以实施，必须要有明确到足以操作的内涵和外延。但是这就会带来一个关键的问题——公正的标准由谁来制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任何一个群体的标准都不可能使得整个社会满意；进而，即使我们通过了代表多数人的标准，也会损害到少数人的利益。综观世界战争史，由于少数人要求利益再分配而导致的灾难占了大部分。随着历史的进步，我个人认为，由于公平标准引发少数人的反抗的破坏会更加巨大。以当前国际形势为例，几个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破坏力能够超过日本二战时期对珍珠港的袭击。

即使有一个绝对公正的标准，它的执行也绝对是不公平的。世界是多样的，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个能概括一切的理论，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有无穷参数的微分方程。在数学意义上来说这个方程是（至少目前）不可解的。执行的决定实际上需要依赖于执行者的主观判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小的过错人们可以原谅，大的过错一旦超出可以忍受的底线，反抗就会发生。更何况，公正的标准并不是万能的天主，“公正方程”没有包含世界的所有解，它在面临二难命题的时候就无能为力了。虽然人们常说“两弊相权取其轻”，但它往往不具有可操作性。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一定有个高下之分，在出现不能判断孰轻孰重的场合，只有上帝才可以作出公正的决定。举一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扳道工，你身后有一条法定停止使用的轨道和一条正在工作的铁路，停用的轨道上有一个小孩子玩耍，另一条上面有七个小孩在玩耍。此时在你前方100米处有火车驶来，要想通知小孩已经来不及了，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扳道。那么你将会怎么办呢？相信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之下，停用的轨道上的小孩子绝对是无辜的，但是让火车继续前进就会造成7倍的损失。若扳道工是一个伦理主义者，那么七个小孩子大概就会死亡；如果他是现实主义者，无辜的小孩就会承受其他人违法的责任。所以，不管我们是绝对经济人还是从绝对的人道主义者，在执行标准的时候都会有所不公——只不过“绝对”的某某某可以把其中一种尽量减少罢了。

喜好公正的社会会制造出新的不公；但由于该社会的偏好，人们会进一步完善公正的标准打击不公的出现，从而制造更多不公正。我姑且称之为公正陷阱。这个陷阱决不是黑洞。他的边缘是人们忍耐力的限度，或者叫做外部最大能量与内心能量的平衡点（非常象原子之间的平衡距离）。在此社会，不管政府是多么的廉洁奉公都逃不脱被反抗的命运。另外，如果这个社会永远都具有公正的偏好，那么新的政权事实上是不能以绝对的公正作为目标的——否则它也会进入公正陷阱。它必须在某些存在较大的利害关系之处制定调整的政策，但是其它地方的调整就不应该由这个政府来做主了。例如，每个人追求公正的标准有一些千百年来共有的准则如道德，有一些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准则中间就包含了类似二难命题这种双方具有同等说服力的原则。社会权力应该维持这共有的准则，而把这种双方具有同等说服力的原则交由每个个体去解决。只有如此，寻求公正的民众才不会把所有的不公都算在政府头上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维持公正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在我所谓的公正陷阱中挣扎的政权，他们只能依靠力量来维持。陷阱的边缘可以因政权力量的增长而扩大，但是正如原子排斥力最终趋于无穷大一样，民众的破坏力最终会摧毁一切。大禹治水用疏通之法，鲧用息土堵水，结果儿子成功了老子失败了；这就意味着，需要给予人们以自由，当然也包括了反抗的权利。允许人反抗，反而能减少革命的破坏。放松统治，才能巩固统治。宗教势力尚不能绝对统治，世俗政权更应该追求自由而非公正。

为“说话的自由”正名

我在网上发表了《扬华"素质"网——怎能不让人愤慨?》一文以后，挨骂得颇不是人了。如果真体现了言论的自由，倒是一件好事情；但倘若只是所谓“愤青”而缺乏理性的思考，我就绝难接受。

某君虽非昆仲，亦是学兄。大学之内，言论不禁——这是从荀子当大学教授的时代就有的传统。兄台所谓本人无耻也好，卑鄙也罢；自以为鄙陋，本不足挂齿，但是道义天理却不敢有负了。《易经》乾卦为第一，乾乃纯阳；乾卦有云：天行健，君子自强而不息。可见，违背良心的话，自远古就是不齿的。

然而，此君言本人之说法有损交大名号。我疑心此君是否与西南交大有所渊源，竟然能舍弃了自己眼睛还来关心不才的事情了。倘若不是，如此国际主义精神真该感谢啊！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既然兄台不是西南交大的人士，那又有何凭何据来说明本文是如何的“垃圾帖”呢？试想，一个连西南交大的方圆都不知为何的人，能够来评价西南交大的家务事吗？先讲个故事。一对恩爱夫妻赌气。有光棍正好觊觎漂亮的女主人，于是献媚于她。那光棍要挑拨夫妻的关系，但是他却要装出绅士的样子。可终归到底是不怀好意。所以再次声称，第一，《扬》文中所有叙述述都有案可查，而且文章也注明来源；只需大家动一下鼠标。第二，本文的用意就象故事里的丈夫，况圣人不以物喜己悲，一个真正有底蕴的大学怎么会计较虚名呢？第三，本文绝非有损交大名号，交大能出一个赵镇里，只能说明“德”“赛”之风尚存。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德”“赛”之风是中国大学的无上的荣光，倘若没有此风，这样的学校不爱也罢！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更加怀疑此君本是西南交大的人士。这样也好，虽然“愤青”，倒也可爱——至少不让人觉得虚伪。不过，不论你是某某或者某某某，不论你是带眼镜的还是拿斧头的，只要是中国人就请注意到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古代柏拉图(作者按：此处应该为苏格拉底，蒙某老师指正）为了一个拙劣的判决都可以舍身取义，可是兄台似乎连一点法律都不屑一顾——也许兄台真是伟大的安拉，可以傲视人间天界。倘如此，晚生这厢有礼了。不过我真诚的感谢本版主能不屈服于“安拉”淫威，保留了我的文章。我是人，我们在乎自己的价值。光为了偶像的荣誉生存，那是在中世纪。

最后想说，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类就走向了自由和民主。人性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得到尊重。这些代价包含了多少的奋斗和牺牲，这种奋斗和牺牲甚至到现在还在继续。中国的儒教封建思想影响真的太深。如果笔也是一种武器，那么就请让他来为我在兄台面前说话的自由正名！

社科论文 请慎为之

现在的本科生尤其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同学多有写作长篇大论的爱好。拓展知识，广查资料，这本倒也是一件好事情，但我以为一些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搞定”的“论著”还是少写的好。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学科，这带有很强的规范性。这个特点导致了社科论文在客观性方面较自然学说更难以把握；同时，它要求有比较统一的哲学观点与价值取向。唯有掌握科学的方法论与良好的哲学术养，才能真正得出一些合理的结论。倘若不具备这种能力，即使是花了大力气去思辩，也可能迷惑不得其法。

现在是个信息化的网络时代，信息资源的获取又相对容易了。要杜撰一篇看起来像模像样的社科论文并非难事。只需找几篇人家的文章，东拼西凑，甚至再加上一些数学公式，就大功告成了。但是，真正的论文绝非奥吉压斯的牛栏，一堆垃圾摆放得再巧妙却仍旧是一堆垃圾；即便引述了上百部巨著上千个方程，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那只能是亦步亦趋的行尸走肉。例如有些论国际关系的文章，言必称福山，亨延顿；论必征布热津斯基。初看一眼，大师济济，十分了得；仔细读来却是陈词老调，索然无味。这般论文，纵写上几十万字，也只是又臭又长的裹脚布。毛主席曾针对这类现象说过，他写文章是很少用马列的现成的。

写一篇好的论文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倘若它都成了手到擒来的易事，就必定让人怀疑这种文章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不真实，就有学术腐败之嫌；不合理，难免信口雌黄之过。对于知识尚不丰富，独立成形的思想体系尚待健全的本科生来说，就更容易落入这类论文的俗套。

人无诚信不立。学社会科学的人一定要注重自身修养，要讲究学术的诚信。古人有“为求一个字，捻断十根须”的精神，今人更需要对自己的言论和文字负责。这毕竟也是一个守法公民的义务。老一辈知识分子教给我们三老四严的好传统，不应该丢弃了。不实之言少说，长篇大论少作——这对于初涉社会科学的青年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写点闪现着智慧火花的精悍文章，何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