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之观

张导演艺谋，大师。他的作品，惟美而富有表现力。不过《英雄》一部，多遭笔伐。

记得当时我花掉几十大元去观此影片，欣欣而往，其间竟如有毛虫在喉几欲离坐，只因不忍对不起孔方兄，而有负了机会成本。

张导演在艺术手段上可臻完美，唯其《英雄》一剧通篇贯穿的理念让人心寒。想必不用赘述，很多人听到了剧中反复出现的“天下”二字。不必说用它来结尾点题的手法有多么的生硬，也不必说它体现了怎么样的理念先行，仅仅是“天下”这两个字，就多么深刻！

是啊！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小丑圣贤败类谁不是打着天下的算盘的呢？老子曾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是排在最后的。这大概是国民的共识罢。中国的运动历来都是排山倒海席卷天下，或为了某种道义的大同，为了一个统合的世界，有多少无名的枯骨被历史的巨轮碾做滚滚烟尘！

我很奇怪，“天下”真正思想影响到了中国政治就是从诸子百家开始，而正是它葬送了它的传教士们。一秦统六合，可谓中国历史之悲剧，中国思想界从“文艺复兴”时期再次走回了“中世纪”，而它的影响至今还可用“天下大势，浩浩汤汤”来讲。

什么是天下？其实就是人们居住的地方，就是人民。“天下为大”的思想，形象一点就是多数人玩的游戏，少数服从多数，或者是服从于被授予行使多数人权利的代言人（可以是偶像，也可以是人类）。不过在历史的场长河中，服从与被服从不可避免地剥夺着少数的尊严、权利乃至生命！

在西方，这种思想自古以来也是非常有力。杀掉嵇康与烧死苏格拉底，好象都是社会的“公意”只不过西方人把它称做“民主”而已。在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曾经就什么制度才能为人民造福发生了分歧，民主集权在狂热的法国人民中得到了拥护；丹东的少数派被人民除掉了——虽然罗伯斯庇尔不愿意这么做。丹东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功臣、公安委员会主席，斩过不少贵族人头，可算是老一辈革命家。谁也没有想到（除了丹东自己），革命家被自己发起的革命送上断头台。更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天，罗伯斯庇尔在大街上撞见一群市民，他们觉得革命中“流的几滴血没有把人民的脸蛋染红”，吵吵嚷嚷为了建立新道德社会要继续革命，继续杀人。罗伯斯庇尔劝阻他们，要他们遵守法律。　
　
“法律是什么？”市民们问。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说。　　

“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ergo（所以）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市民回答说。

最后，和柏拉图一样，罗伯斯庇尔也是死在了自己的法律之下，同样是人民的投票。丹东想要维护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这才是他与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分歧的关键。一百多年后，柏林（I．Berlin）把丹东的道德观明确表达为消极自由，即不受他人强制的行为和思想偏好的自由，而不是以某种道义为由去做什么的自由。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对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关键在于，自由的载体性基础是形式化的人民公意，还是个体的实质性偏好。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都崇尚民主，但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也完全不同。罗伯斯庇尔主张民主的自由，丹东主张自由的民主。人民公意的自由的前提是民主，市民（人民）要从肉体上消灭贵族或妓女玛丽昂或判丹东的罪，是民主的自由。自由的民主的前提是（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这样，民主就不会结集为统一的公意。丹东的门徒们声称：

一个人明智也好，愚痴也好，有教养也好，没有教养也好，善也好，恶也好，这都不干国家的事。……每个人都应该能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享受生活，但是他既不许靠着损害别人以求得自己的享受，也不许让别人妨碍自己的享受。为什么尤其提到国家？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美好的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是这制度的关键。所谓现代性事件，就是重建国家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国家制度的正当性是什么？卢梭的门徒罗伯斯庇尔是以人民公意和道德一致为国家制度的正当性，如此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它有民主的自由。丹东的门徒则以为，应以承认个体的感性偏好及其差异为国家制度的正当性，如此国体就是自由的个体民主的国体。丹东的同伙说：　　

政权形式应该像一件透明的衣裳，熨贴可体地穿在人民身上。血管的一起一落，肌肉的一张一弛，筋脉的起伏涌缩都应该从衣服上显现出来。肢体可以是美的，也可以是丑的，它有权利保持自己的原样；我们都无权利任凭自己的好恶给它剪裁一件袍子。——我们要的是赤裸身体的天神，是酒神巴克斯，是奥林匹克的游戏和歌唱优美曲调的嘴唇。啊，那使人销骨溶肌的罪恶的爱情啊！——罗马人如果愿意蹲在墙角煮罗卜吃，这是他们的事，我们不想干涉，……我们共和国的掌门人应该是快乐欢畅的伊壁鸠鲁和臀部丰满的维纳斯，而不是道貌岸然的马拉和沙里叶。

毕希纳（Georg Buchner）把丹东派归为自由主义的前身，而民主派归为马克思和尼采的先兆也就如此。

不管历史上的法兰西还是今天的美利坚，或许还有中国的民运者和共产主义者们，他们本质上又有谁真正尊重过每个个体(Individual Identity)呢?；中国青年文革，美国青年反战，法国青年闹学潮，他们有理想有激情,他们都追求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可是有多少受苦的人正在被忽略!

每个人对于他自己来说都应该是神圣的，事实上人们独立的时候远大于合作的时候。如果“天下”剥夺着人的独立，此天下不要也罢。民主，要靠制度的公平来获取公众的支持，然而制度公平的标准本身就因为人的独立而不可能实现。除了强制力，除了维护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优越感别无他选。民主的美国军队与集权的共产党军本来就没什么区别——除了战斗力的差异而以。

为什么不要民主而要选择自由？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自由的终极解便是“别人始终不能知道你所思想”。人是不同的！有的人强大，有的人弱小，有的人高尚，有的人卑微，谁都有权利生存。人是有第二信号系统的，是有智慧的，最愚笨的人也胜过最聪明的动物：按照现代对语言(第二信号)的定义，它是由表达外部和内部世界的任意符号所组成的通讯信码系统。在严格的意义上讲，语言(第二信号)是人类独有的通讯信码体系。第二信号与第二信号系统结合，产生了一种人类独有的通信体系──人类文化。到今天，它已经成为人类生存智慧、社会结构的保存和传播工具了。

第二信号系统的发达强化了追求精神的本性。《圣经》中讲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触犯上帝的戒律，被逐出伊甸园，贬到地上，成为人类的祖先。这个传说似乎暗示人类本身就产生于对智慧的追求，人的文化本性十分深刻，十分悠远。实际上不管是否会给个人带来实际的利益，总有那么一些人，对于探索未知、理解世界与创造发明抱着难以遏制和永不满足的激情，我只能说，他们真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是使人类成为人类的人。梅菲斯托与天帝打赌，要让浮士德的灵魂感到满足，他用美女、力量、权力和地位作诱饵，最终还是失败了。文化本性驱使浮士德努力追求最高的存在，在他的灵魂深处激荡起不能平息的冲动，尘世的痛苦与享乐都不能淡漠追求知识的激情。可见这一本性与物质性同样重要。 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世界人权公约》，提出了人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声明中写道:

“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其改变宗教或信仰之自由，及其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私自以教义、躬行、礼拜及戒律表示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保持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受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

“人人皆有受教育之权。教育应属免费，至少初级及基本教育应然。初级教育应属强迫性质。技术与职业教育应广为设立。高等教育应予人人平等机会，以成绩为准。”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之文化生活，欣赏艺术，并且共同襄享科学进步及其利益。”

“人人对其本人之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所获得之精神与物质利益，有享受保护之权。”

这表示各国已经承诺文化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加以保护了。什么是自由?人只能是被自己毁灭的，没有谁有权力决定；同时谁也没有能力造福于其他人，他可以提供帮助，但是不能建立一个完美的制度。自由只能是追求，同样没有可能建立所谓的“自由社会”。

在这个世界上，我想，人类真正的纯粹的东西还是人性和兽性。弗洛伊德关注兽性，他的学生罗杰思和阿德勒关注人的自省力和自卑心。然而，谁都没有一个完美的、普适的解决方案。“天下”只能是一句空话，仅仅两个字，花掉了人类多少稀缺的资源，浪费了多少机会成本啊!